中国最早出现的系统性文字，当属闻名世界的殷墟甲骨文，起初是用来做占卜，由于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故而得名。

但是甲骨文有个问题，那就是，龟甲兽骨之类形状不规则，用来刻字的篇幅有限，而且保存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甲骨文诞生之后，又过了很多年，随着青铜器的发展，古人渐渐把文字刻在各种青铜器上，也就是钟鼎文。青铜器保存时间长，而且个头要比龟甲扩大不少，刻字也能刻更多，因此在周代更加流行一些。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guǐ]，内有铭文32字，被认为是武王伐纣事迹最早的文字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开始在石头上刻字，这就是石鼓文。石鼓文比钟鼎文的优势在于便宜，而且往石头上刻字相对比青铜刻字要容易一些，缺点则是跟青铜器一样，这种刻出来的“石头书”，非常昂贵笨重，而且还不如青铜器保存时间长。我国现存最早的石鼓文是陕西凤翔出土的，原文700余字，如今已经大多辨识不清。

这三种器物状态的“书籍”，就是中国古代书的前身，虽然它们诞生非常早，但是由于自身各自的缺陷，它们所能承载的文字篇幅还是太有限了，而且还基本无法有利于书籍的普及。但是，这三种文字和载体，是书籍进化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了这三种文字1000年的尝试和演进，真正能够承载知识的书卷1.0版本，才能在春秋战国时代诞生。

这便是简牍的出现，简牍实际说的是两种东西：竹木简和版牍。前者是用来著书立说写文章的，后者多用来做地图和政府公文布告之类。竹木简就是把多根窄窄的竹木经过加工，用丝绸或者牛皮或者麻绳编在一起，用笔沾墨书写，写错了就用刀子刮掉那个地方，刀子就相当于如今的橡皮擦。版牍的书写方式跟竹木简差不多，但是因为本身用的材料比较大，经常用来充当布告公文。

简牍的出现让煌煌大著的问世成为可能，这也正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盛放、诸学著书立说的物质基础。但是，简牍的缺陷还是非常明显的：书写空间有限，同时又很占地方。

举个例子跟列位读者解释一下，比如战国时代的著名学者惠施，号称读过能装满五车的简书，这便是成语“学富五车”的由来。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下：五辆车的竹木简书尚不足100万字，大致相当于金庸武侠小说中一部《射雕英雄传》或者《笑傲江湖》的篇幅。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简牍的笨重，为了追求轻便，古人在使用简牍的同时还辅助使用了帛书——也就是在昂贵的丝织品上写字。这种小众的方式倒是非常方便，但是成本极为高昂，很难推广开来，只能是往后被贵族们用来祭祀或者记录特别重大的事情。

帛书存在的最大的价值，实际是推动了古人探索书籍载体的轻便化，成为纸张探索的黎明。不过即便是纸张发明之后，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才最终成为书籍的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又经过300余年不断改进，直到东晋末年，这种纸才彻底取代竹木简，成为当时书籍的主要承载材料。

纸张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关系到书籍的普及，它还关系到另外一个书籍进化史中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书的样子”。在纸制书籍出现以后，一直到唐代的几百年间，我国的纸制图书还是“卷”的模样，而不是“书本”的样子。所谓的“书卷”，也就是用一根棍子一层层把纸张卷起来。人们要读这种书卷，就必须“开卷有益”，也就是一点一点把卷起来的图书纸张展开来，这才能阅读。

这种书卷的模样，随着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开始暴露出极大的问题。按照元代金石学家吾丘衍的评价就是：“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为当时纸张比简牍便宜不少，大家都开始著作大部头书籍，大部头的书籍就意味着字多，字多就意味着印字的纸张会特别长，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卷书，展开之后动辄就好几米长。

要是从开头读书卷可能还好一点，如果当时的一个唐朝人想查阅某一卷书末尾的某个知识的时候，那么恭喜他，他必须得把整个一卷书全都铺开来，一直展到末尾才能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操作是非常麻烦的。?

于是，人们想到把书折叠起来，就跟如今的折纸一样，不再转成卷轴，而是按照等大的一页一页折叠起来。这样读书人打开书卷的时候，就像拉开活页一样，至少不用像过去打开卷轴那样，全部展开来了。

这种折页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又发现，原来每页连接的地方，由于经常开合拉页的缘故，很快就撕裂了，但是这种撕裂却并不影响阅读，相反更方便了，连拉页都不用了，直接翻篇过页就行了——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翻页书本形态，终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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