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匾额自发明之始，就离不开刻字艺术，而中国的刻字艺术历史久远《易·系辞》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书契就是锲刻文字。追溯渊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上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可谓刻疗的原始形态，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大汶口文化中的古陶器上刻有文字符号，虽然仪发现六个文字但足以证明中国五千年前已有了刻字的历史事实。后人在殷墟里发掘的十万余片甲骨，都有用刀刻出来的文字。甲骨刻字，疏密有致，有藏有露，行气洒宕，布局如列。与之同辉的钟鼎彝器文字，或刻或铸，气势恢宏，风格古雅。甲骨文、钟周文的形成，寓示着刻字艺术的成熟。

    纵观五千年中国文化历史，可以说文字始传于刻，有刻才有文字，刻字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推进了刻字艺木的不断创新，使刻字艺术走向成熟与辉煌。其中匾额就是刻字艺术的杰出代表，匾额作为综合艺术也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被世人瞩目和喜爱。

 

孔庙万世师表匾额

    一块小小的额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亮点。那么什么是匾额呢？《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扁即匾，就是说“匾”相当于现在的门牌号。

    《说文解字》说“额”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几千年来对匾额的论述各有所表，众说不一。有的从内容上区分，把刻有表达宣扬教化类文字的牌子称为匾，把刻有表达建筑物名称文字的牌子称为额，有的从器形上分，把横的叫匾，把竖的叫额。翻阅众多资料，综合多家之言，概括理解，匾额其实就是一块写上或者刻上文字的牌子(通常是木板)，悬挂在殿堂、楼阁、门庭、园林大门的正上方。匾额的器形决定于安放位置的大小和周围环境比例协调的美观程度，没有明确的要求。匾额的横竖器形只是一种表形，其功能都是一样的，在发明使用的初期，通常情况下都是说明建筑物的名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匾额的文字做了新的扩充，除了原有的标志功能外，增加了励志、恭颂、表彰、家训等宣扬教化的内容，制作技巧也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艺，使匾额逐步发展成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艺术体。

    匾额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匾额文化已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但是匾额到底是谁发明的并无史料记载。而把画额作为治理国家的重器，并成为国家制度，则是秦始皇之功。秦始皇为万年计，大胆实行礼法兼用的国策，他深知礼法治国的实质是“以名治国”。所以他树立了“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治国理念，在统一六国文字的同时，统一和规范了形制不一的标名形式，并定名为“蜀书”。从此确立了原额应用的官方性质与主导地位，官方匾额体系开始形成。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

 

    匾之应用，秦开先河。匾之渐兴，则始于汉代旌表制度的颁行。匾之大兴，则是在唐里坊制破除，宋街巷制形成时期，其时匾额广泛用于民间，民间匾额体系渐成气候。宋之后，匾额应用陷入低谷。“无处不匾”的盛况，则重现在明清。“五四”之后的民国匾额依旧盛行。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官民二大匾额体系戛然而止，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匾额文化就这样消失了。
 

    匾额，面向社会，昭示万众，传承百代，不仅是文化道德的载体，更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因匾额应用的停滞而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进而导致道德水准的巨大下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所以说，高悬匾额，是弘扬传统文化最简单、最实用之举。

    匾额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之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标志，就在于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中蕴含了民族文化的许多精华。匾额上书的榜书大字，雄浑有力，字迹端庄，结构严谨，彰显了中国汉字书法之大美。匾额上书的简约文字，文采飞扬，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体现了国学文化之经典。匾额上的制作工艺，雕刻精湛，丹漆锃亮，饰金粉银，综合了中国雕刻、漆艺、贴金等精美的手工技艺。匾额悬挂的时刻，吉日良辰，亲朋祝贺，鞭炮齐鸣，表现了中国隆重的礼仪文化。匾额悬挂的位置，门庭中央，位置显赫，庄重威严，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独特方式。

    匾额蕴含着自尊自重，天人合一，名正言顺，融汇八方的思想境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结合的典范，因彰昭民族精神，家训遗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匾额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它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朵奇葩，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